文/陈远

         这篇文章，所述内容根据2013年所拍电影《萧红》。故事情节是否真实？我未曾探究。——作者自题

　　作家萧红在呼兰乡下的日子过得很苦。只有祖父对她很好，祖父教她读诗词，常常陪她到野外玩耍。祖父对她说：“快点长大吧！长大了就好了。”所以，当萧红去哈尔滨读书时，最牵挂的就是祖父了。然而，萧红还没有毕业，祖父就去世了。萧红心中的支柱轰然倒塌，祸不单行的是，父母（其生母已在萧红九岁时死去）不让她再回哈尔滨，并迫她嫁给一户姓汪的人家。萧红坚决反抗，一走了之。那时，她还不足二十岁。

　　长大了就好吗？我们看看萧红此后的遭遇。1931年初，萧红到了北平，靠表哥支持，她进了师大女附中，但表哥给家里逼回去之后，萧红就连房租都无法缴交。正当山穷水尽时，那位姓汪的竟找到萧红住处。不知道是因为萧红已无路可走，抑或因为姓汪的连工作都抛掉而来追她所以使她忽然生发感动之情，萧红与姓汪的同居了。即使，萧红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即使，姓汪的并非萧红所期待的人。同一年，姓汪的钱花光了，他带着萧红回到哈尔滨。那时，双方家庭已把婚约解除，萧红与姓汪的只能住在东兴顺旅馆。在萧红怀孕后，姓汪的竟找了个借口溜走。房东不甘心房租等没能收到，说要等萧红把孩子生下来后，就把萧红卖到道外妓院。

　　如果不是《国际协报》记者萧军，萧红此后不堪设想。萧红对萧军细述苦楚，她并说：“早知如此下场，我何必抗争，何必出走！”真的，倘若萧红不抗争、不出走，听听话话地跟姓汪的成婚，萧红的故事或许改写。但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了，姓汪的对萧红动辄打骂，他把萧红留作为“人质”，实质是遗弃萧红。

　　正如萧红在最绝望的时候见到姓汪的一样，萧红也是在最绝望的时候见到萧军。 所不同的是，萧红对姓汪的没有感觉，却为萧军的文武双全、朴素坦诚所动情。萧红说“从天而降的萧军，给我带来了活下去的希望；还让我获得梦幻般的爱情……我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见他和等待见他。”

　　在电影中，萧红、萧军最感人的一幕是：洪水来了，挺着大肚子的萧红离开被禁锢的阁楼去找萧军，正在她彷徨四顾时，正涉水赶来的萧军一眼瞥见坐在艇上的萧红。四目对视了，萧红赶快挣扎着从艇上下来向萧军跑去，萧军也赶快向萧红奔来。患难相交的两个人终于拥抱在一起了：“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我来晚了。”“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不分开了。”……

　　萧红生下姓汪的孩子却送给了老家在沈阳的一户人家，那是可以理解的。在那颠沛流离的岁月，如果不是已经停刊的《国际协报》主编赞助了5元钱而住进欧罗巴旅馆，萧红、萧军便可能流落街头。在这种恶劣的情势下，他俩怎能养小孩呢？

　　因为有了萧军，萧红以为：“无论如何，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但是，“萧军走到哪里都像一团火，他很讨女人喜欢，也很喜欢女人。”萧军与冯家姐姐有染，萧红“不愿面对”，“内心深处却开始积聚忧伤。” 

　　宪兵天天抓人，1934年初夏，感到危险的萧军带着萧红离开哈尔滨，先到青岛后到上海。他们给鲁迅先生写信，后来甚至与鲁迅先生见面。他们得到鲁迅的帮助，先后出版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本来，生活应该可以逐渐安定，但是，萧红与萧军的感情裂缝却越来越深。鲁迅太太许广平对萧红说：“一个萧军就让你万念俱灰了。”“你应该让自己走出他的目光，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鲁迅也开导萧红：“你在感情上太过投入，性格又偏倔强。”萧红回应道：“遇到萧军到底是我的幸运，还是我的不幸？喜欢他，但不能拥有他；恨他，又离不开他”……

　　1936年7月，为了躲避眼前和萧军的烦恼，萧红到日本去。但在日本，萧红却很想念萧军，她甚至把对萧军的一切向她和萧军的一位朋友的妻子阿虚和盘托出。萧红在日本一边写作一边学日语，但鲁迅的突然辞世，却让萧红匆匆赶回上海。很快，萧红大受刺激地知道阿虚怀了萧军的孩子却做了人流手术。

　　到了这个地步，萧红仍然走不出萧军的那个世界。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要打到上海了。萧红与萧军，还有另一作家端木蕻良一起逃难到山西临汾。就在此时，萧红有了萧军的骨肉。日子艰难，他们三人相互照应，有时迫不得已地挤在一张床上睡觉。终于有一天，萧红与萧军有一段对话：“我可能不再爱你了。”“你对我有误解，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无情无义的。”“是我爱上了别人。”萧军心中有数，接着说，“他不适合你。”……

　　到了这种田地，萧红与萧军的关系本应降下帷幕了，但继而的一个场面却又令人莫名。火车就要开了，萧红站在车上巴望着，忽然，只见萧军拼力地向火车奔来，这就瞬间引起萧红的回忆，水中相见的那一幕再现。萧军跑到火车旁了，他把手中的两只梨子递给萧红。萧红与萧军吻别，接着哭得伤心；萧军为她擦拭泪水，也在哭着。火车开了，萧军跟着火车在跑，他与萧红招手，最后剩下的只是萧军茫然望着火车远去的特写……

　　“他不适合你。”在某种程度上，萧军说得对。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在武汉结婚，“但热恋没有维持多久，我们的感情就陷入僵局。”武汉沦陷，端木一个人先去了重庆，就在萧红独自前往重庆的途中，她生下了没几天就夭折的萧军的孩子。可怜的萧红深深感到：“和萧军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端木“不是一个能够担当的人”。电影中有组镜头令人看着压抑：1941年1月，萧红与端木到了香港，端木双手插在口袋里在前头走着，萧红却不胜重负地拿着行李在后头跟着。终于忍不住了，萧红满腹怨恨地把行李扔到地上……

　　萧红身体本来不好，到了香港，情况更糟。轰炸越来越近，萧红已病得走不动了。端木与另一作家骆宾基陪伴萧红走了最后的黯淡时光。他俩把萧红送到医院，又在护士都走光而只剩下几位值班医生的医院里照顾萧红。国难当头，又为顽疾所缠，萧红是不幸倍加。

　　一个晚上，萧红躺在床上似睡着了，骆宾基坐在椅子上朗读着萧红的《呼兰河传》：“……到了最后，那河灯流到了极远下流的时候，使看到河灯的人们，内心无由的来了空虚，那河灯到底要漂到哪里去？”萧红浮想连翩，她对骆宾基说：“……刚才我梦见家乡的河灯了。河灯漂过，我看见奥菲利亚浮在水面上，我看清她那张脸，她顺着河灯漂过，她并没有沉下去，越漂越远，越漂越远，不见了。”又一夜，骆宾基回九龙去了，萧红对端木说：“……我有几句话对你说，不要让人随意删改我的作品，版权都由你负责。日后你回哈尔滨，帮我找一下我的女儿，收养记录在医院里。我们把《呼兰河传》的版税送给小骆吧！送一些我的骨灰到鲁迅先生的墓前，我想陪着他。”这无疑是萧红遗言。但临末还有啜泣着的端木与萧红的对话：“你会好起来的。”但泪流披面的萧红不说“早知如此下场，我何必抗争，何必出走！”，却说“我想回家。”接连的画面都是萧红儿时情景的回顾：她在前头走着，祖父在后头追着，还有祖父的声音在空旷中萦绕着：“快点长大吧，长大了就好了。”

　　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