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一位指挥家，他的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魅力非凡且才华横溢，是浪漫主义指挥大师的完美化身。乐团钦佩他，女性倾慕他，同行敬重他。就连一向性情古怪的奥托·克伦佩勒（Otto Klemperer）也对他推崇备至。当英国著名乐评家彼得·海沃思（Peter Heyworth）问克伦佩勒对他有何评价时，克伦佩勒轻快地答道：“评价极高，因为在他带领下，费城交响乐团真是一支巨无霸。”

这位指挥家在RCA公司有一张唱片叫《狂想曲集》（Rhapsodies），这张唱片的音响效果相当好，音色雄浑饱满，声场宽广，动态对比强烈，是音响发烧友圈子乃至整个录音行业里面公认最好的唱片之一。这张唱片的封面有一个人物头像的侧面，头上银发飘逸，所以音响发烧友给唱片取了个外号叫“白头佬”。封面的人物头像正是唱片里面的指挥家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然而，在这头招牌式的飘逸银发之下，不仅装着对音乐艺术的极致浪漫追求，更装着一颗对前沿科技近乎狂热的“极客心脏”。今天，当我们戴上耳机享受立体声唱片，或是坐在电影院里被环绕声包裹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不可或缺的现代视听体验，正是由这位“白头佬”在近百年前亲手拉开序幕的。

斯托科夫斯基在RCA公司录制的《狂想曲集》（Rhapsodies）

玩人设玩到阶层跨越

斯托科夫斯基在1882年出生于伦敦一个普通家庭，父母不从事音乐工作，父亲是波兰裔，母亲是爱尔兰裔，家里也不说波兰语，信奉基督新教。

不过，他却有艺术天赋。斯托科夫斯基在13岁时就考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Royal College of Music），16岁被选为皇家管风琴家协会（Royal College of Organists）成员。1903年在牛津大学王后学院（Queen's College）获得了音乐学士学位（BMus）。1905年，纽约圣巴塞罗缪教堂（St. Bartholomew's Church）的教区牧师前往伦敦物色人才，一眼相中了年轻且极具魅力的斯托科夫斯基，并以3500美元的丰厚年薪将他带到了美国纽约，正式赴美发展，担任教堂的管风琴师兼合唱团指挥。在20世纪初，这个收入水平在美国属于中产阶级上层或相当富裕的专业人士收入水平。

古典音乐在当时是中上层阶级的专属领域，外来者身份尚可被接受，但工人阶级及移民后代的身世背景则绝对是被排斥的。按道理，斯托科夫斯基的前途因为他的身世足以被彻底锁死，当然他也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开始玩起了人设，试图掩盖自己的出身。比如，宣称自己是波兰贵族将军的后裔，出生波兰，信奉罗马天主教，甚至刻意模仿东欧口音……

不过，真正让他跻身名流的还是婚姻和贵人的扶持。他有过三段婚姻，第一任妻子是美国著名女钢琴家奥尔加·萨马罗夫（Olga Samaroff）。在她的人脉下，斯托科夫斯基在1909年获得了指挥巴黎科洛纳乐团（Colonne Orchestra）的机会，更在同年成功出任辛辛那提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签下了为期四年、总薪水达2万美元的巨额合同。1912年开始执掌费城交响乐团。第二任和第三任妻子分别是强生公司继承人伊万杰琳·约翰逊（Evangeline Johnson）以及格洛丽亚·范德比尔特（Gloria Vanderbilt，美国当时一个显赫家族的成员）。正因为这些关系让斯托科夫斯基跻身社会名流的地位。

斯托科夫斯基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奥尔加·萨马罗夫（Olga Samaroff，右）

因“斯托科夫斯基之声”而闻名，但也有争议

斯托科夫斯基从1912年开始执掌费城交响乐团，直到1941年结束，共29年。在执掌费城交响乐团期间，他以独特华丽的管弦乐音色（人称“斯托科夫斯基之声”）彻底改变了古典音乐界，让斯托科夫斯基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巅峰，并在1930年成功登上《TIME》杂志封面。

斯托科夫斯基强调传达音乐的精神，而非严格遵循乐谱上的音符，这既为他赢得了赞誉，也招致了嘲讽。传统主义者谴责他改变速度，并对作曲家的作品进行其他改动。他的回应是：音符不过是纸上的点点滴滴，重要的是作曲家想要表达的意境。斯托科夫斯基最擅长演绎浪漫主义和二十世纪的曲目，这与他强调情感和精神的理念不谋而合。他以能够从乐团中营造出饱满醇厚的音色而闻名，并能激发音乐家们达到新的高度。

另外，斯托科夫斯基指挥时放弃了使用指挥棒，转而依靠双手和双眼进行指挥，并尝试不同的乐团成员座位安排以创造更佳的音响效果。他始终将音色放在首位，为此他引入了自由弓法，使小提琴手们不再需要彼此同步地上下运弓。这样就避免了传统管弦乐队中所有小提琴手同时从上到下转换时产生的音符停顿，也让每位音乐家都能将自己的灵感融入到演奏中。

不过，斯托科夫斯基也惹来一些争议。最典型的例子是将巴赫《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改编成管弦乐。有人批评他把巴赫的作品改编成了浪漫主义风格而非巴洛克风格，也有人支持他努力展现巴赫作品中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精髓。斯托科夫斯基认为，巴赫为管风琴创作的作品如果由现代管弦乐队演奏会更加出色。由于巴赫时代并不存在这样的管弦乐队，斯托科夫斯基只是利用现代资源重现了巴赫原本会创作的作品。

斯托科夫斯基与费城交响乐团

参与早期的立体声实验录音

斯托科夫斯基虽然身为乐团指挥，但他对于音效的追求以及新的声音再现技术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再加上他的社会身份，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录音前沿技术，结识社会精英人士。

从1917～1924年间，斯托科夫斯基和他的乐团录制了大量留声机唱片，并在1925年率先使用当时由Victor公司从AT&T公司授权的新型电录音系统进行录音。他还安排费城交响乐团1929～1930乐季的大部分演出通过NBC广播网向全国播出。然而，他对这些录音或广播的音质始终不满意，动态狭窄，高音衰减厉害，根本无法忍受单声道录音的声音。所以他发誓，将音乐以其最饱满的雄辩之美传递给世界各地尽可能多的人。

当时的贝尔实验室持续致力于提升录音质量。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AIEE）会士哈尔西·弗雷德里克（Halsey Frederick）领导的团队发明了多项新的录音技术，其中包括一种带有钻石或蓝宝石唱针的动圈式录音臂。这种唱针能够垂直（而非水平）地追踪唱片纹路，且所需的压力也小得多。与传统录音方式相比，这种技术能够提供更大的动态范围和更低的噪声。与此同时，他们还改进了从原始蜡质唱片制作母盘的方法，以及金溅射技术。该技术在蚀刻后的蜡质唱片表面镀上一层单分子金，然后通过电镀铜来获得可用于制作唱片母盘的表面。他们的新系统实现了高达10kHz频率响应（相比之前的6kHz），同时降低了表面噪声，并将动态范围提升到60分贝。

斯托科夫斯基受到弗雷德里克和他的团队邀请到贝尔实验室参观，并观看了演示的工作，他们俩就一拍即合。在1931～1932年间乐季演出和排练期间进行实验录音。贝尔实验室当年采用双耳录音 + 双轨并行刻录方式录制，采用两只麦克风收集声音，然后由两支录音唱针在同一个蜡盘切割出两条并行的音轨，记录两只麦克风收集到的音频信号。录制了包括斯克里亚宾《普罗米修斯：火之诗》、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序曲与爱之死、《女武神》等曲目，当时并未作为商业立体声唱片发行。

这批录音尘封了半个世纪后被重新开箱整理并公之于世，音频工程师使用现代设备同时播放两条并行的声轨后惊喜确认：这正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管弦乐立体声实况录音。然后分别在1979和1980年以黑胶唱片形式发行了这些录音，并将专辑取名为《Early Hi-Fi》和《Early Hi-Fi Volume 2》。

1979年和1980年重新以黑胶唱片形式推出的《Early Hi-Fi》和《Early Hi-Fi Volume 2》正是1931～1932年间斯托科夫斯基与贝尔实验室合作下的立体声实验录音

远程操控声音，全新听觉体验

除了实验性的立体声录音，斯托科夫斯基、贝尔实验室（Bell Labs）的哈维·弗莱彻（Harvey Fletcher）团队和西电公司（Western Electric）共同主导下还玩起了立体声的远程传送和实时声音操控。

在1933年4月30日，举办了一场名为“新的听觉视觉”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有两大亮点。第一：立体声远程传输；第二：斯托科夫斯基现场操控声音，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听觉效果。这场音乐会的音源在费城音乐学院的排练室，由副指挥亚历山大·斯莫伦斯（Alexander Smallens）现场指挥费城交响乐团进行演奏。现场由3个麦克风采集乐队的声音，另外4个独立的麦克风专门采集独唱者的声音，然后通过长途地下电缆传送至距离300多公里的华盛顿特区宪法大厅，通过音响系统呈现，斯托科夫斯基就坐在观众席后方的控制台实时控制声音。这场音乐会吸引了4500名听众到场。当晚设计了三个极其生动的互动环节：

“木工盖箱”：观众能清晰听到费城舞台左侧有工匠在用锯子锯木头、用锤子钉木箱，右侧有同伴在大声搭话，声音的空间定位极度逼真，华盛顿观众甚至能听到他们走动时的脚步方位。

女高音踱步：一位女高音在费城舞台上边走边唱《Coming Through the Rye》，华盛顿的听众感觉她的“声音幽灵”正栩栩如生地在眼前的舞台上散步踱步。

小号对决：由两名小号手用音乐对话，一名远在费城，另一名在华盛顿现场。直到灯光大亮，台下的观众才目瞪口呆地发现舞台上其实只有一位乐手，另一个声音完全来自扬声器重现。

这次实验不仅证明了长途立体声传输的可行性，更让当时的人们意识到：声音可以通过电学手段被重塑和雕刻，从而超越自然物理的极限。

在技术层面，贝尔实验室将40Hz～15kHz的高保真宽频声音实行长距离传输，先将音频信号调制至25～40kHz的高频段，然后通过一条专用的四通道电话线传输。在传输过程中，每隔25英里（约40公里）设置一个中继站，且还配置了均衡器。华盛顿特区宪法大厅的音响系统由西电公司提供，由三个巨大的号角扬声器播放，每个扬声器配置了总功率120W（RMS）的功放。

1933年“新的听觉视觉”音乐会，华盛顿特区宪法大厅内的音响分布以及斯托科夫斯基操控音响所在的位置

斯托科夫斯基在控制台前控制声音，后面站着的是哈维·弗莱彻（Harvey Fletcher）博士（摄于1933年）

华盛顿特区宪法大厅现场回放声音的大型号角扬声器（摄于1933年）

餐桌上促成合作

1937年，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在好莱坞查森餐厅用餐时遇见了斯托科夫斯基，兴致勃勃地向他讲述了最新动画项目的构想，这个项目就是后来的电影《幻想曲》。《幻想曲》与之前的米奇版《巫师的学徒》一样以音乐为主，动画扮演次要角色。迪士尼需要一位知名的指挥来增添分量。而且华特·迪士尼也希望将贝尔实验室的立体声电影录音方法用于《幻想曲》，但贝尔实验室认为他们与斯托科夫斯基和费城交响乐团的录音仍属实验性质，不愿涉足商业项目。所以华特·迪士尼就与RCA合作，为《幻想曲》（Fantasia）开发了Fantasound音响系统，成为了环绕声音响的先驱。而斯托科夫斯基因为对新事物非常感兴趣，最终答应了华特·迪士尼。

《幻想曲》的音乐录制持续了七周，使用了八只麦克风采集声音，且期间至少使用了十七个拾音点。原始声音记录在八条声轨，再外加一个节拍器轨道。然后混音合成三条声轨，对应左、中、右声道。这些声轨以光学录音方式记录在一片独立的电影胶片上，同时再外加一条控制声轨用于控制三个声道放大器的增益，从而让原本50dB的动态范围再扩展20dB，达到70dB。至于负责重放声音的是三个主声道号角扬声器，每个扬声器配置了140W的超大功率功放。然后在礼堂两侧和后方分别设置多只扬声器，并配置50W功放驱动。然后通过Pan Pot（全景电位器）实现不同扬声器之间的声音移动。

《幻想曲》在1940年上映。影片上映之后，极其成功地将古典音乐带给了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大众，极大地拓宽了高雅艺术的听众阶层。斯托科夫斯基本人在电影中以剪影的形式扮演那位神秘的指挥大师，并在影片中与米老鼠握手，这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一幕。斯托科夫斯基的名声因为这部电影达到了巅峰，再次登上《TIME》杂志的封面，使他彻底成为一名全球超级巨星，其名望与当时最耀眼的好莱坞电影明星和体育巨星并驾齐驱。更重要的是，因为Fantasound音响系统，给观众带来了一场声音、色彩和画面完美熔于一炉的视听奇观，让Fantasound音响系统成为了电影多声道立体声在商业应用上的先驱。

斯托科夫斯基先后在1930年（左）和1940年（右）登上《TIME》杂志封面

斯托科夫斯基与米奇老鼠在电影《幻想曲》中握手一刻成为电影史上经典一幕

Fantasound配置了多只扬声器重放声音。它的声音以光学录音方式记录在一条独立的胶片上，另一条胶片记录图像，所以在播放时需要使用两台放映机同步播放

对音响效果的狂热追求，吓坏音响工程师和观众

正因为斯托科夫斯基对音响效果的追求，往往超过了普通指挥家的范畴，常常给音响工程师带来一些麻烦，甚至吓坏观众。

在机械录音时期，他对录音效果非常不满意！直到电气录音技术问世，他便迫不及待地投身其中。而且他绝不满足于“只管指挥，其余交给工程师”的传统模式，而是深度介入每一个技术细节：从麦克风的摆放位置、乐团的座位排布，到声音反射板的搭建和监听面板的操作，他都要亲自折腾，在当时让录音工程师们感到非常“头疼”。1931～1932年与贝尔实验室的立体声录音实验中，他甚至亲自帮科学家弗莱彻在费城音乐学院摆放麦克风以寻找最佳位置。他曾留下名言：“单声道听起来像是音乐被扼杀、挤压在一起；而双声道（双耳录音）让音乐听起来自由自在。”

在1940年3月，贝尔实验室为摩门教合唱团录音，准备在4月份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的音乐会作为回放演出。由于音乐会同样由斯托科夫斯基在控制台前操控声音。当他听完录音后，他在想要的地方提升了电平，这样当合唱团唱到“以利亚呐喊”时，效果更加非同凡响。他的目的是让100位合唱团员听起来像1000人在唱。在彩排阶段，音响系统发出了非常响亮的声音，所以在节目中，主办方告诉有心脏病的观众，如果担心受到惊吓而晕倒，请离开音乐厅。在彩排之后的第二天，报纸上就有评论员发表评论，说声音太大，简直要冲破卡内基音乐厅的后墙。而斯托科夫斯基似乎对操控声音玩上了瘾，经常玩到忘乎所以，结果烧坏了18英寸低音扬声器……

因此，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们防止这位疯狂的斯托科夫斯基把昂贵的音响设备干报废，不得不设计了一套双重控制系统，就像驾校教练车的双刹车一样。斯托科夫斯基坐在主控制台前，而一名手握“越权推子”的工程师则坐在另一个控制台旁随时待命。一旦发现斯托科夫斯基玩HIGH了，就立刻拉低电平以防止灾难发生。

在音乐会结束后，《纽约时报》对音乐会进行了报道，说道：“昨晚，有史以来最响亮的声音在庄严的卡内基音乐厅中轰然作响并回荡，特邀观众们听得入迷，有时甚至相当惊恐。”

斯托科夫斯基凭借个人能力跨越了社会阶层。作为一名音乐指挥家，他对声音重放极度执着，对新事物也充满兴趣，并积极参与新的录音技术探索，对录音工业与声音重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当你下一次戴上耳机，点开一张立体声唱片，或是走进电影院被四面八方的音效包围时，不妨在心里，对这位“白头佬”轻轻说声谢谢。